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同第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主张“野兽纹”艺术源于一个共同中心的学者，无疑认为中国北方的动物纹样来源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国内也有人赞同此说。但是这种不加分析的观点显然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国外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至今某些研究者还在坚持斯基泰——西伯
利亚‘野兽纹’源于前亚，并从前亚传播到遥远的东方，大概达到中国北方的观点。但是，在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图瓦和蒙古目前考察的大量早期游牧人墓葬，其历史价值并不比黑海北岸的斯基泰逊色，有时采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完成的艺术品，按其出土物的数量和形式都是非常丰富的”［134］。近年来中国北方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正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野兽纹”按其数量和多样性，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独树一帜，作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早期母体如屈足鹿、卷曲成环的猛兽等，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就已出现，年代则早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形成期。目前某些国外学者也已注意到这一点，有人在谈及塔加尔文化时，认为有来自东方的文化传播，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如有些动物的装饰［135］。由此可见，在前斯基泰时期(公元前9~前8世纪)夏家店上层文化已进入繁荣期，这一时期形成的野兽纹艺术对邻近的蒙古、阿尔泰、图瓦，并由此对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产生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7世纪)后，随着单一游牧经济的形成和繁荣，早期游牧人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对草场和农产品的需求，使得民族迁徙和对外扩张日渐增多，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这一点在动物纹艺术的题材和风格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战国偏晚时期我国北方的动物纹饰中突然出现了虚幻的怪异动物纹样。根据目前的发现，装饰虚幻动物纹样的器物在我国北方出现于战国晚期，一直流行到汉代。属于战国晚期的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M2出土鹰喙兽身金饰片和铜带扣［136］、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鹰喙兽身金冠顶饰［137］、宁夏彭阳白杨林村［138］和西吉陈阳川村［139］出土兽身鹰头铜带饰、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兽身鹰头金饰牌［140］；属于汉代的有：宁夏同心倒墩子M19出土鹰喙兽身鎏金铜带饰［141］、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出土兽身鹰喙铜带饰［14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怪兽纹的风格流传到中原地区，如河北易县辛庄头M30出土兽身鹰喙金带饰、羊头鹰喙形金饰及兽头鹰喙形金饰［143］、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出土金带饰上配以鹰喙兽头［144］、广西平乐银山岭M94出土兽身鹰喙铜带饰［145］。上述怪异动物纹样大体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为形体作马或鹿形，口作鸟喙状；第二类为角枝端、尾端或其他部位配以鸟头形象。这类形象在我国北方约流行于公元前4~前1世纪，但始终未能成为我国北方动物纹居主导的艺术题材。
关于这类怪异动物纹样的渊源和传播问题，笔者在《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一文中曾经做过简单的讨论，提出在战国晚期，我国北方动物纹的某些题材，如狮身鹰头兽、躯体翻转兽等形象，应当说是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些题材在我国北方找不到它们的渊源，而在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中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我国北方地区［146］。杜正胜在《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一文中也曾详细论述了北方草原动物纹饰是本土或是外来的问题，他也认为怪兽母题是外来的因素，并明确指出：“中国北方文物的怪兽母题起源地当在黑海北岸到阿尔泰山之间，它们在中国难以追溯根源，而且出现的年代比黑海到阿尔泰晚，大多在战国晚期以后。”［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