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兵器、马具和铜鍑的起源和传播来看，并非都来源于一个共同中心。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北方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同蒙古、外贝加尔、阿尔泰、图瓦地区同时期文化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表明它们之间有较多的接触。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中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如巴泽雷克5号冢出土的凤凰纹丝织
品、漆器、山字纹镜，以及采集的山字纹镜等［121］。另外，有人认为阿尔泰的某些器物是在中国艺术风格影响下完成的，例如图艾克塔1号冢出土的装饰格里丰形象的圆木盘，似乎在旋风中旋转的花纹及雅库奴尔5号冢出土妇女帽子上的旋转花纹，显然受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希别冢出土的一件笼头上装饰的十字形花纹，也类似于中国铜镜上的花纹。由此可以推测，阿尔泰游牧人不仅从中国获得现成的制品，而且接受某些文化艺术成果，至少是装饰艺术［122］。此外，乌兰固木墓地出土涂有红漆的碗、盘等木器，显然也都来自中原地区。当然，处于阿尔泰、图瓦、蒙古和中原之间的北方少数民族，同阿尔泰、图瓦及蒙古地区早期游牧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上列兵器、马具和装饰艺术方面，而且阿尔泰、图瓦、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镞、带扣、带钩、兽头形饰、铃形饰等［123］，同中国北方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可见，自长城地带经由蒙古草原达阿尔泰、图瓦的通道是畅通的，由此中国北方的某些文化因素如触角式短剑、鹤嘴斧、铜鍑等传播到这些地区，同时经由这些地区吸收西部草原的某些文化因素，诸如蘑菇形首短剑、环形及马蹄形衔、双孔或三孔镳等马具，以及“野兽纹”的某些艺术题材和风格。
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起源和传播问题
“野兽纹”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是所谓“斯基泰三要素”中最引起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广泛流行风格相近的动物纹样。我们在第一节中曾论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样，其形成的时间要早于斯基泰文化，不可能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然而，早期铁器时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的确，斯基泰文化的“野兽纹”最具特色，其形成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公元前7~前6世纪；2．公元前5世纪；3．公元前4~前3世纪［124］。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野兽纹”是否来源于一个共同中心；二是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与中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动物纹样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野兽纹”源于一个共同中心，但对这一中心的解释却有不同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源于近东、伊朗北部地区，主要根据属于公元前7世纪末的齐维耶“宝藏”，这里出土了装饰动物纹样的金器［125］。有人认为同美索布达米亚和伊朗艺术，即卢里斯坦和米塔尼艺术有关［126］；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在形成中，近东艺术没起很大作用，而是源自欧亚南部地区，即从乌拉尔到中亚和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并认为形成的时间可能更早，其所用材料可能是木、皮、毡毯等，因而没有保存下来［127］。近年的发现证明，所谓“野兽纹”的分布地域在不断向东方扩展。前已指出，图瓦地区阿尔然王陵出土非常精致的野兽纹器物，包括卷曲成环的猛兽、伫立状野猪、圆雕山地绵羊和马头等［128］。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9~前8世纪［129］，显然要早于斯基泰文化。还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的野兽纹更加丰富多彩，包括浮雕、透雕和圆雕形象，年代也属于公元前9~前8世纪。另外，蒙古、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地区分布有鹿石［130］，其中很多鹿石上刻有风格化的鹿形象，年代可以早到青铜时代晚期。由此可见，欧亚大陆草原的东部地区野兽纹形成的年代要早于斯基泰野兽纹和塔加尔野兽纹的形成期。因此，那种认为野兽纹源于斯基泰文化或前亚艺术的观点也就失去了年代上的依据。有人不同意野兽纹源于一个共同中心，认为野兽纹艺术中最初的类似形象(鹿、绵羊、卷曲猛兽形象)，在不同地区，无论母题还是艺术风格，彼此都有区别。这就是黑海北岸及毗邻地区(斯基泰纹)、伏尔加和南乌拉尔地区(萨夫罗马特纹)、中亚(萨基纹)、阿尔泰和西西伯利亚森林草原地区(阿尔泰纹)、南西伯利亚中部(塔加尔纹)、外贝加尔和鄂尔多斯(亚洲中部纹)［131］。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野兽纹”在阿尔泰、图瓦、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各自构成一个独特的区域，同欧洲和乌拉尔河沿岸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有区别［132］。自从发现阿尔然王陵之后，有人指出“在黑海北岸目前已知大量所谓前斯基泰器物，即公元前8~前7世纪的兵器和马具，然而在图瓦还有造型艺术品，未必可以引申出斯基泰文化和艺术源于前亚。这种理论的根据之一是著名的伊朗‘齐维耶窖藏’的发现物，年代断为公元前7~前6世纪，即比阿尔然期和黑海北岸类型遗存晚。自然，有利于斯基泰——西伯利亚类型文化源于伊朗的主要论据已失去意义”［133］。上述观点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是纠正以往认为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包括野兽纹)源于一个共同中心的观点，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