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的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普遍使用的短剑为蘑菇形首短剑,其次是环首或柄端装饰鹰头(或鸟头)及兽头的短剑。环首和蘑菇形首短剑在中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广泛流行,其中最早的环首短剑见于朱开沟文化第五期(公元前15世纪)[84
]。蘑菇形首短剑在西周早中期(公元前11~前10世纪)的文化遗存中已有出土,譬如辽宁建平烧锅营子大荒M1[85]、河北兴隆小河南[86]和甘肃合水九站M24[87]各出土1件,北京昌平白浮M2和M3各出土2件[88]。如前所述,青铜时代晚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短剑,其出土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即公元前7世纪之后,中国北方草原诸族的短剑仍很发达,而且继续保持自身的传统。像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及杨郎文化的短剑包括环首、双环首及柄首为双鹰头(或鸟头)相对的短剑。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北辛堡文化(有人称之为山戎文化或玉皇庙文化)有非常发达的短剑,仅以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为例,在已发掘的280余座墓葬中出土青铜短剑70余件[89],形式多样,制作精致,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其年代上限要略早于毛庆沟等文化。公元前7~前5世纪我国北方以青铜短剑为主,自公元前6世纪之后出现了铁短剑,其形制与斯基泰短剑有明显区别,而且我国北方很少发现长剑。由此可见,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的短剑,基本上是在当地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斯基泰文化影响的结果。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柄首装饰鹰头(或鸟头)形象的短剑在塔加尔文化、乌尤克文化、巴泽雷克文化和乌兰固木文化中都有少量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塔加尔文化的这种短剑均系采集品,有人将其归入公元前5~前4世纪的短剑之
列[90]。阿尔泰乌兰德雷克Ⅲ墓地1号冢出土1件,年代断为公元前4世纪。戈尔诺——阿尔泰卡彦达墓地2号冢出土1件,年代断为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91]。图瓦乌尤克文化及蒙古乌兰固木文化的这类短剑,年代都不早于公元前5世纪。然而,这种类型短剑出现于中国北方的年代似乎要早些,如毛庆沟墓地M45、58、59、70均出土这类短剑,年代属于第1期即春秋晚期或稍早(约公元前6~前5世纪)[92];桃红巴拉文化的公苏壕M1也出土1件这类短剑,年代与毛庆沟剑相当[93]。宁夏中宁倪丁村M1出土的这种短剑同管銎斧共存,因为管銎斧盛行于商周时期,春秋中期以后已不见这种兵器,所以倪丁剑的年代可以早到春秋中期(公元前7~前6世纪)。由此可见,这类短剑的最早使用者应该是中国北方的早期游牧人。至于蘑菇形首及十字形格短剑的起源地,有人认为这类短剑的最早祖型见于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公元前4000~前3000年)。在公元前第2000年代前半叶,这种类型短剑在整个近东和中东广为传播。公元前第2000年代后半叶(公元前14~前12世纪),向西(爱琴世界、希腊、欧洲)、向东(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鄂尔多斯)及向北(高加索、喀山)传播。但是,这类短剑以何种途径加以传播[94],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2.战斧的情况比较复杂。西方所说的战斧,实际上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管銎斧、管銎戈、啄戈(又称啄锤)和鹤嘴斧。众所周知,管銎斧和管銎戈于商代晚期在长城地带就已流行。鉴于这种兵器最早出现于近东,在伊朗的卢利斯坦、尼哈温德等地均出土管銎很长的斧,因此有人认为这类兵器源于近东,并经由阿富汗传入我国新疆及长城地带[95]。塔加尔文化的战斧属于这一系统,大多是管銎较长的战斧。但我国北方的鹤嘴斧同图瓦、阿尔泰及蒙古的战斧相近,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其祖型可以在中国北方寻觅,其前身应该是自商代晚期开始流行的啄锤,有的学者已做过这种推论[96]。这种兵器在河北青龙抄道沟[97]、辽宁兴城杨河[98]、绥中前卫冯家[99]等地均有出土。从年代上说,图瓦、阿尔泰和蒙古出土的鹤嘴斧不早于公元前5世纪,而我国北方的标本可以早到公元前6~前5世纪。显然,蒙古、图瓦、阿尔泰鹤嘴斧的源头应该在中国北方。